湖北省鼓励生育二孩的政策一直超前。

2016年1月13日，全面二孩政策施行仅12天，湖北省率先修订地方性条例，通过《关于修改湖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》，二孩政策落地。

同年7月，湖北省启动基本生育全程免费服务试点，实行备孕前优生检查、怀孕中产检、住院分娩基本服务费、新生儿体检等全部免费。湖北省卫计委主任杨云彦表示，该项服务就是为了实施好全面二孩政策，鼓励按政策生育。

记者从湖北省卫生计生委获悉，截至目前，生育免费试点已在全省34个县市及鄂州市、宜昌市全面推行。

以宜昌为例，去年7月，该市实行生育免费政策。按照新政，本地市民生二孩住院分娩可最高享受2500元的补贴。政策落地的当月，宜昌市夷陵区丁家坝社区居民赵春花在医院顺产生下二孩，享受了政策补贴。她告诉记者，报销后自己只掏了几百块。

此后，为降低家庭子女教育负担，宜昌市出台文件，对在宜昌接受幼儿教育的政策内二孩及以上孩子发放保教费补贴。其中，城区每生补贴超过1万元。

宜昌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，当地正在探索完善企业生育支持政策。此前，当地有企业规定，女员工生二孩可享2年产假，另有一家企业直接向生育二孩女员工发放8000元奖励。

人口学者黄文政认为，奖励生育政策的背后是官方对低生育率危机的担忧。

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披露，2015年辽宁省总和生育率为0.9，预期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提高到1.4，2030年提高至1.8。

总和生育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平均每位育龄妇女的生育子女数，是人口决策重要参考依据。国际上认为，2.1的总和生育率是维持代际更替的基本条件。

“随着育龄妇女数量减少、生育年龄后移及人口老龄化加剧，尽管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总和生育率在一定时期内将有所上升，但提升到人口世代更替生育水平的难度很大。”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中直言。

湖北宜昌长期以来也面临超低生育水平难题。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课题组调研报告《低生育地区生育政策响应》，从2000年开始，宜昌就进入超低生育水平，2015年总和生育率仅为0.72。

从全国范围看，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张车伟介绍说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90年时达到2.1，随后开始逐渐下降。从2000年至今，一直保持在1.5~1.6之间，属于严重少子化。最新数据显示，2017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.7。

总和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何在?去年10月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发布的“全面二孩下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”研究结果表明，经济压力是影响生育二孩的决定性因素，其次为教育压力和照料压力。

除养育成本攀升外，育龄妇女总人数也在减少。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宋健分析指出，我国育龄妇女中20至34岁生育旺盛年龄人群的数量在2000年已达到峰值1.66亿，2010年降为1.61亿。随着60后、70后逐渐退出育龄期，第一代独生子女成为生育主体，育龄妇女人数还将不断减少。

生育观念的变化也是生育意愿降低的原因之一。宋健认为，传宗接代、养儿防老、多子多福曾是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，但社会制度的变迁和40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倡导，已经重塑了生育文化，少生优生变成社会主流观念。

湖北宜昌市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宜昌市长期以来低生育率的特殊现象归因于当地独特的生育文化，“在我们的观念里，不是生得多才好，要考虑家庭实际情况，养得好才行。”

鼓励生育政策效果或有限

鼓励生育真能提高再生育意愿吗?受访专家认为，效果或许有限。

黄文政介绍，目前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普遍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。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极为相似的新加坡、日本、韩国，在经过长时间的控制人口政策后，都选择了鼓励生育的政策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。

以韩国为例，上世纪60年代起，韩国政府担心人口增长过快，曾大力提倡节育。90年代后，随着生育率的不断下降，韩国政府从限制生育转为鼓励生育，但生育率反而一路走低。

“这些东亚国家，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生育率提升到可持续的水平。”黄文政认为，虽然出台鼓励政策这一做法值得肯定，但鼓励措施对生育率的提升作用微弱，并不会产生太多效果。

但在中国人口发展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看来，各地出台鼓励生育政策只是全面二孩政策的延续。

2015年12月31日关于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中央文件，就提出建立完善包括生育支持、幼儿养育、青少年发展、老人赡养、病残照料等在内的家庭发展政策，鼓励按政策生育。

黄匡时指出，全面二孩施行后各地需要陆续完善配套政策，“这是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的一部分，也是未来的趋势，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而然的事情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