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口舌之勇】

住房商品化改革普及后，为争得单位福利房优先分配资格而假结婚的故事落寞退场，为争得更多商品房购买名额而假离婚的故事热闹登台。

孙勇

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婚姻，不少人已发表过高论。我也不妨来凑个热闹。

如果把婚姻比作一个自由市场，那么，基于自由恋爱而成功结婚的男女，就好比一对求偶者完成了资源(相貌、健康、品味、才能、地位、金钱、家庭背景)的优化配置。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，进而达成互补、协同效应，是结婚的核心利益诉求。这是婚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。在此基础上，又可衍生出作为其分支的离婚经济学。离婚经济学的核心问题，是如何以离婚为手段，为离婚的一方或双方谋求利益最大化。

离婚，有真离婚和假离婚两种。真离婚的原因五花八门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结婚后，在时间的检验下，夫妻双方原来感觉中的资源优化配置状况发生了变化，出现了矛盾，这矛盾愈演愈烈直至不可调和，于是散伙。假离婚的原因同样五花八门，也可一言以蔽之，就是假离婚能以形式上的“备案分手”为夫妻双方带来实质上的利益增加。

在现代国家中，婚姻是受法律周到保护的契约关系，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婚姻法，旨在稳定每一个家庭单元从而最终稳定全社会。现代国家的很多重大制度，都与婚姻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以中国为例，户籍制度、教育制度、税收制度、住房制度、财产继承制度、保险制度等，都以婚姻法认可的婚姻为纽带，去设计一些攸关个人权益(其核心是经济利益)的关键条款。

如此一来，稳定社会的某些具体目标在成文的制度形式上固然达成了，却又给婚姻当事人留下了巨大的跨制度套利空间。跨制度套利，是逐利的人性以婚姻经济学为指南的实际运作。婚姻既然因受到法律的保护而在不同的制度中享有众多的好处，那么，假结婚就会跟着沾光，进而，假离婚也会跟着沾光。以婚姻之结或离为手段的跨制度套利行为，就应运而生。这么说似乎有点绕，不妨立足咱中国，以房子与婚姻的故事为例，加以说明。

在中国众多的国企、机关和事业单位里，长期以来，住房一直是紧张的(这些体制内单位的住房带有福利房性质)。职务高、职称高的，当然不愁没住房，普通员工却难免为分得单位的住房争破头。僧多粥少的局面下，单位们就出台了一些特殊的优惠措施(这属于内部制度)，其中往往包括“结婚的夫妻可优先获得单位内部分房资格”。这种权宜式的人性化措施，的确解决了一些夫妻员工的住房难题，但也带来了隐患：有的人为抢先分到房子，玩起了假结婚的把戏，由此引发了不少体制内的“宫斗剧”。

住房商品化改革普及后，为争得单位福利房优先分配资格而假结婚的故事落寞退场，为争得更多商品房购买名额而假离婚的故事热闹登台。

市场化与城市化给中国的楼市带来了生机与活力，也带来了一些泡沫或疑似泡沫。为了抑制城市房价的过快上涨，中国一些地方政府三番五次地推出楼市限购政策，还不断地变换着花样。不过，尽管变来变去，这些楼市限购政策始终围绕四个关键词做文章，这四个关键词就是：户籍、婚姻、社保、银行贷款。奈何天量增发的人民币没有太多的容身之地，再加上看好楼市尤其是一线城市楼市的人的实在太多，规避限购的买房招数便层出不穷。以假离婚突破购房名额限制的故事，就是其中的一波汹涌的浪。有的人为了买房，甚至离婚N次，成为拥有多套房产的“房叔”或“房嫂”。

重视家庭的中国人是很忌讳离婚的，但是，为了跑赢通货膨胀，为了通过多买房子实现家庭财富的保值增值，搞搞假离婚又何妨?况且，很多假离婚，只是在民政局备个案而已，惟有夫妻俩你知我知，并无明显损失，等风头过了，再找个时间复婚，万事大吉。

2020年以来，深圳楼市突破疫情压制，一些片区楼盘价格大涨，市民投资房产的热情再度升温，也因此，要离婚的人在民政局前排起了长龙，堪称人类婚姻史上的奇观。为从严落实“房住不炒”的国策，近期，深圳市政府宣布了一项新政：“夫妻离异的，任何一方自夫妻离异之日起3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，其拥有住房套数按离异前家庭总套数计算。”有专家分析，深圳人想通过假离婚去炒房的路子因此被被堵死了。一位在民政局工作的朋友告诉我，这两天，深圳要离婚的人数陡然大降，民政局前那条等待离婚的长龙一夜之间消失了。看来，深圳的楼市限购新政目前的确起了作用。

不过，针对假离婚下狠手的楼市限购政策，终究是治标不治本。围绕房子问题，婚姻经济学会否演绎、创造出新的招数?或者，政府打击假离婚的相关限购政策会否由紧而松?依我看，都有可能。不妨拭目以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