陆铭(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、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、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)

为了应对人口的老龄化和少子化趋势，国家层面首先从人口政策方面做一些调整。当前计划生育政策向着二孩政策再到三孩政策转变。随着新形势的变化，原来一些政策手段要进行改革。首先是社会抚养费的征收，现在已经非常明确要取消;其次是公共部门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的职员等，原先对超生人员在就业、提干等方面的限制也明确提出要取消。

但是，缓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冲击，是一个综合问题，因此政策也需要多点发力。第一，从“一老一少”两端释放人口潜力。首先是鼓励生育。最近在顺应三孩政策的举措里提到，要综合地来制定一些政策，比如说要落实产假、哺乳假等制度，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父母育儿假试点;在教育方面，要降低教育成本，包括最近学校开始延长孩子在学校的托管时间，还要鼓励社会提供幼儿的托管机构，包括有条件的企业也可以提供幼儿托管的服务。

其次，释放老龄人口红利。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经济发展，中国今天的预期寿命已经超过了77岁，其中健康预期寿命超过68岁。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，60岁到65岁这部分人口，仍然是人口红利的重要的组成部分，未来政策可考虑如何支持这一部分群体继续释放生产潜力。

第二，城市化。虽然中国当前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64%，但是跟发达国家80%甚至90%的城市化率相比较而言，中国仍然有大约20个百分点的提高空间。持续提高城市化的过程，既有利于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劳动力，同时对于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也是有好处的。这就要求我们要破除跟城市化相关的、跟劳动力流动相关的一些体制机制障碍。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户籍制度的改革，让人口更加顺畅地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以及不同的地区之间进行流动。

读者可能会问，未来人口收缩的地方怎么办，有些地方人口收缩的同时出现老龄化怎么办?当下这个问题主要靠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。国家层面正在制定相关的政策，应该很快会实现全国范围内养老金的统筹。

第三，就是要加大子代的教育。当前中国的人均受教育水平比发达国家要少三到四年。中国马上要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，我们的人均受教育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一定要慢慢补起来的。在劳动力素质提高、人均受教育水平提高的过程中，能够提高社会的劳动生产率，能够产生经济增长和应对未来养老挑战的资金来源。

当前教育的政策焦点问题，就是如何让目前的九年制义务教育，逐渐地变成普及12年教育，再进一步把12年教育变成一种义务的教育。其中的重点就是农村户籍孩子的教育水平如何提高，并且教育的质量如何能够更好。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中国城镇户籍的孩子，当前基本上都能够获得12年的教育，不管是普通高中教育还是职业技术教育。但是我们大量的农村户籍孩子，往往在九年义务教育结束的时候就不再继续上学了。未来如果要提高农村户籍孩子的教育水平，就需要双管齐下。一方面要提高农村地区的教育质量，但更重要的是在城市化进程当中，让在农村地区的孩子，特别是留守儿童，能够跟着他们的父母进城接受教育。

第四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住房。当前一些大城市出现的房价贵、生活成本高现象，是生育率降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。在一些超大城市，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以下。为了改变这样的局面，除了前面讲到的关于人口和教育的政策调整以外，住房政策也非常重要。

现在国家已经提出，要在一些住房价格特别高的城市增加住房供应，特别是租赁住房的供应，让一些收入不是那么高的城市居民，能够住在政府的公租房里，使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得到有效调节。日前发布的三孩生育配套支持措施也提到，家庭在申请公租房的时候，可以根据家庭孩子的数量，给予相应照顾。如果可以做到的话，这也可以降低家庭生育和养育孩子的综合成本，缓解少子化的趋势。

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政策，希望能够多管齐下，综合地形成有利于人口在数量、质量，还有空间布局几个维度上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