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研究表示，如果把农民工转换成城镇户口，即使工资没有提高，都能提升27%的消费。

2020年，“十三五”规划和第一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迎来收官之年。

公安部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，1亿人落户任务提前完成，1亿多农业转移人口自愿有序实现了市民化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2013年的35.93%提高到2019年的44.38%。

此外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19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达到84843万人，占总人口比重为60.60%，提升1.02个百分点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突破60%大关。

按照2014年国务院公布的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》，2020年要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%左右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%左右，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。

从全国的情况来看，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目标以及1亿人落户任务已提前完成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%左右也基本实现。

城镇化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，在全国性的目标之外，各省区市也分别制定了“十三五”城镇化率的相关规划和目标。截至当前，各地的任务完成情况如何?

浙江、重庆、湖北提前完成任务

各地基本都制定了“十三五”的城镇化规划，并列出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指标。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和对照，从2019年末的情况来看，浙江、重庆、湖北和西藏已提前完成任务。

2019年，上海、北京、天津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最高，均在80%以上;广东、江苏、浙江、辽宁等地区的城镇化率在70%左右;贵州、云南、甘肃和西藏的城镇人口比重低于50%。

山东、湖北、黑龙江、宁夏、山西、陕西、海南、吉林、河北、江西和湖南的城镇化率水平和全国相近，都在60%左右，这些地区制定的“十三五”末城镇化目标也在60%左右，从2019年的情况来看，山东、黑龙江、吉林、河北和江西距离目标仍有一定的差距。

总体而言，中国的城镇化率呈现“东高西低”的趋势，然而，中西部地区显现出了一定的后发优势，城镇化率在近两年普遍提升较快，其中，2019年，河南、四川、重庆、陕西、贵州、云南等地，提升比例均在1%以上，快于全国同期的提升比例。

城镇化率的提升，一方面来源于省区市内部农村人口的就近城镇化，另一方面，综合吸引力更强的城市吸引外来人口，他们既可能是农村人口进入了城镇，也可能是城镇人口在不同地区之间迁徙，这使得人口流入地城镇化加速的同时，人口流出地的城镇化速度可能放缓。

中西部地区一些城镇化率水平相对较低的地方，因为户籍政策的逐渐宽松等因素，本身仍然有较大的人口就近城镇化潜力。

此外，城镇化与各城市“抢人”的结果也有较大关联。像北京、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，城镇化率本身已经较高，并且提出“减量发展”，控制城市蔓延，这将很大程度导致城镇化率的减缓，加上出于高房价、生活成本等因素的考虑，一部分人降低去超大城市发展的意愿，选择省会城市等，这将带来当地城镇化率的提升。

2019年，杭州和宁波的常住人口增量分别为55.4万和34万，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名列前茅。考虑到这两地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口就业、落户，新增的主要为城镇人口，这两大重要城市的突出表现一定程度带动了浙江省2019年的城镇化率对比上一年提升了1.1%，提前实现了“十三五”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0%的目标。

内地31省区市城镇化情况一览

(数据来源：各省区市统计局、公开信息)

户籍改革仍存门槛

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，也是拉动有效投资的倍增器和扩大消费需求的加速器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近日表示，有研究表示，如果把农民工转换成城镇户口，即使工资没有提高，都能提升27%的消费。

在“双循环”背景下，城镇化无疑有着重要意义。但当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进入突破60%的新阶段时，如何进一步挖掘城镇化的潜力?

公开数据显示，2015年到2019年，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分别比上一年提升了个百分点，整体呈现逐年放缓态势。

与之相伴随的，是外出农民工的增速近几年呈现出回落趋势。2011年和2012年，外出农民工增速为3.4%和3%，而2015年和2016年，外出农民工增速分别降到了0.4%和0.3%，2017年增速回升至1.5%，2018年和2019年分别为0.5%和0.9%，整体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增长水平。

一方面，尽管很多城市取消了落户限制，但部分大城市仍然设置了一定的落户门槛，尤其是学历或技能门槛，这使得很多农民工难以在这样的城市落户;另一方面，因为农村尚有宅基地和承包地等，很多农民工主动保留农村户籍，这也增加了他们“回流”至乡村的可能性。

目前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仍有一定的差距。根据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(2014-2020年)》，上述2个城镇化率的目标是缩小到15个百分点。

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%的水平之下，下一步的城镇化潜力主要来自于哪些方面?如何让更多的农业人口真正地实现市民化?这需要更多的配套改革措施。

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、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主张，要让长期在城市中居住和就业的这部分人群，比如能提供20年社保缴纳证明的人群落户。一个人在哪里就业，在哪里居住，就在哪里纳税，也就应该在城市中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。

在今年的一次关于“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经济困境与出路”公开演讲中，经济学家曹远征提出了几条建议，其中一条就是扩大内需，而扩大内需需要改革，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农民工的市民化，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关键，尤其是农民的宅基地和集体土地入市应该成为突破口。